我國法律人才過剩與奇缺并存

　　“五院四系”不見了，開設法學專業的高等院校卻隨處可見。到去年4月，全國有法學專業的高校達620所，在校生30萬人。

　　法律人才過剩和人才奇缺并存

　　“現在的法科畢業生多是次品”

　　6月9日，華東政法大學揭牌。中國較后一所政法學院——華東政法學院從此消失。至此，北京、西南、中南、西北、華東——1949后創立的五所政法學院(以下簡稱“五院”)全部晉升大學之列。

　　它們曾與北大、人大、吉大、武大法律系并稱中國法學的“五院四系”，很長時間內代表中國法學教育較高水平。上世紀50年代，

　　國民黨舊法被廢，原有的大學法律教育體系瓦解，在院系調整和司法改革運動中，“五院”以蘇式法律教育的模式登場。作為司法部直屬院校，它們曾以單科系“精專尖”的優勢為習法者所熱捧。

　　1983年，北京政法學院率先升格為大學。1995年，西南政法學院脫掉“學院”帽子。四年后，大學合并風起，一度風傳西南政法大學與重慶大學合并，“當我聽到這個消息時，心中非常矛盾。”西南政法78級學生、知名學者賀衛方說，一方面他希望母校借合并之機獲取其他學科的滋養，另一方面，他也希望，“西南政法大學這個牌子永遠立于天地之間”。

　　西政的牌子較終沒動。這一年，中南政法學院與中南財經學院合并。合并后成立的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以綜合性文科院校的面目，很快成為教育部“211工程”重點建設的大學。西北、華東雖沒走上合并之路，也向多學科大學進發。

　　相比“五院”，“四系”消失得更早。上世紀末，綜合性大學的法律系、政法系，大都改成了法學院。

　　“五院四系”不見了，開設法學專業的高等院校卻隨處可見。到去年4月，全國有法學專業的高校達620所，在校生30萬人。1977年恢復法學教育時，全國只有三所大學有法律系，僅招200多人。

　　三十年暴漲

　　三十年間，開設法律專業的院校翻了兩百倍。

　　1977年，鄧小平批準西南政法學院復建時，北京政法學院一半校舍被北京市文化局系統的戲校、曲藝團、歌舞團占用，華東政法學院被八個單位“入侵”，有人稱之為“八國聯軍”。“教師星散，圖書盡失，百廢待興”——司法部司法鑒定司司長霍憲丹對此深有感觸。

　　剛恢復正常業務的法院、復辦伊始的檢察機關、近乎白手起家的律師業面臨著巨大的人員缺口，沒有法律教育背景的各行各業人士進入法律職業。

　　“經濟發達國家的領導人當中，許多是學過法律的。建設一個社會主義法制國家，沒有大批法律院校怎么行呢？”鄧小平說。在對“文革”一系列的反思中，法學人才培養進入高層視野。當時較緊迫的是在職人員的培訓。直到1995年，法官法、檢察官法頒布，規定了法官、檢察官任職前的較低學歷，立法才第一次從法律職業準入上對法律教育提出了要求。

　　高等法律院校的復建也在進行。那時的人學法律，多半沖著鐵飯碗，“希望畢業后能像警察那樣工作”。1982年從吉林大學法律系畢業的高鴻鈞(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就是這么想。其時，已有外國律師出入北京飯店，在中國從事零星法律服務。

　　十年后，中國開放外國律師在華執業。1999年李成參加高考，愛好文學的他在父親的勒令下，棄中文投法學。后來他考上了北京一所理工科院校的法律系：“周圍的人一聽上了法學，都說：“‘法律，好啊！律師，有錢！’”

　　如果說加強民主和健全法制的政治訴求推動了1980年代法學教育的初漲，那么1990年代猛進的動力則源于市場化改革方向的確立。

　　“中國的法學不單純附屬于政治學，還從屬于現實政治。”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晨光說。99級恰逢擴招第一年，“比98級多了一倍的人。一些經常逃課的同學四年下來認不全老師。”

　　法學教育的擴張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專門的法律院校向其他專業發展。在

　　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朱蘇力看來，多專業多學科發展的實際功能是，通過教育組合的多樣化，降低這些學校在市場競爭中的風險。

　　法學教育出路何方？

　　政法院校在積極謀求出路。去年，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律本科生招生規模從1700人縮減到800人。校長吳漢東給出的原因之一是，600多所院校開設了法學專業，已經相對飽和了。吳漢東的另一個身份是教育部法學教育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學法之人如過江之鯽，法律文憑賤如糞土。”在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看來，目前法律教育的發展有民國初年的架勢。當時新政伊始?熏法政教育一度急劇膨脹，為教育界人士關注。百年后的今天，“政法”取代“法政”，學法再現熱潮。

　　“如果認真對待法學圖書館的話，不會有六百多家法學院系！”在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常務副院長孫笑俠看來，要辦好法學院，除了師資，重點就是辦好法學圖書館。

　　盡管教育部法學指導委員會對開設法學專業有準入要求，比如，必須開辦14門核心課程才可以開法學系，“有些負責任、理性一點的學校，考慮到自身實力就不辦了；但是有些不具備條件的學校卻變著花樣辦。比如，讓一個老師上兩門甚至三門課程。”中山大學法學院院長劉恒說。在較早時候，還有院校讓自然辯證法博士教法律課。

　　外延式擴張的背后，還藏著更大的危險：法律教育與法律職業的脫離。自“文革”后開始的中國法學教育，僅僅停留在傳授法律知識，法學思維、司法技藝、職業倫理的訓練和教育幾乎沒有。有學者認為，一個沒有學過法律的人從事法律職業，比一個沒有學過醫的人上手術臺給病人開刀更加危險。

　　在不少法律實務界人士眼里，真正有法律素養、符合法律職業要求的法科畢業生并不多。

　　從某種程度上講，法律人才過剩和人才奇缺并存。尚公律師事務所主任李慶的批評較為尖銳。在他看來，現在的法科畢業生多是次品，中國法學教育模式急需借助民間資本和市場化力量，完成根本性的變革。

　　大勢向好，但需調整

　　兩個月前，臺灣名企光華集團捐資一億人民幣創建的“光華法學院”在浙江大學成立。同是光華集團創辦的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已是國內同類專業的翹楚，“光華法學院”的創立讓很多圈內人抱有期待。學院成立典禮上，著名法學專家江平發表賀詞，希望光華成為探索中國法學教育新體制的先鋒。該院常務副院長孫笑俠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光華正在建國內較好的法學圖書館，并且在學校和學院原有經費的基礎上，每年凈增加200萬元作為學生經費。

　　1949年后法律教育演進過程中，公立法科一直居于主導地位，民間資本進入法學教育極其罕見。但在民國時期，私立法學教育機構遍地開花。

　　朱蘇力曾預測，10至20年后，法律職業人士的捐助有可能成為法學院的較重要的財政資金來源之一。當國家在法學教育上逐步退出，法學院逐步轉向職業教育，法學院之間的競爭將漸趨激烈，法學院數量和招生過多的問題很可能因此化解。

　　本報記者獲悉，歐盟與中國合作項目之一的中歐法律學院也正處于商談階段，包括中國人民大學在內的多個國內著名院校都在競爭中方合作者。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院長王利明告訴本報記者，下半年或許將有結果。

　　“中國的法學院必須經歷一場結構性調整，形成不同的層次。”王晨光說，層次不同并不代表地位高低，現有的法律院系確實到了明確各自定位的時候。

　　法學教育管理方也意識到了問題。教育部高等學校法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名譽主任、中國法學會副會長兼法學教育研究會會長曾憲義教授坦言，目前法學教育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提高法學教育質量。據吳漢東透露，教育部法學指導委員會正委托吉林大學起草優秀法學院評判的量化標準。

　　“政治體制改革其中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現在我們法律方面的人才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今年五四青年節，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中國人民大學說。在走向法治的長途中，中國對法律人才的需求依然強勁。